市公安局 杜平
我成长在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公安烈属家庭,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爷爷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但提及奶奶的故事却极少。父亲说,奶奶是1945年5月入伍的老革命,她长期肩负地下情报、交通站的任务,涉及的是当时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机要秘密。解放后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公安人员,担任的仍是公安机要秘书职务。因为以前很多事都是机密的,所以父亲小时候问她,也决口不说。直到我调到公安机要部门从事机要工作,找奶奶请教机要工作,她才倍感欣慰,对我说起曾经那段历史时期的红色回忆。
我奶奶原名叫戴艳阳,1927年7月出生于梅州大埔县大麻镇中兰村,是新加坡华侨的留守侨眷。自幼她继承了她父亲工于撰写的才学,又深得家庭饱含经学理论的熏陶,享有一般农户人家望不可及的读书条件,可谓书香门第,但就是这样殷实安逸的门庭却走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这个中原因还得从中兰村这个特具红色渊源的历史条件说起。奶奶出生的那年八月,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变和对共产党人疯狂屠杀的白色恐怖,以鲜明的立场宣示和果敢的起义枪声,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周恩来、朱德领导的八一起义军后来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下退出了江西,在离中兰村十几里地远的三河坝与追击围堵的敌军打了一场血仗,元气大伤。眼看打通出海口汕头的希望落空,只好取道福建,再次进入江西,最终实现在井冈山的“朱毛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这场战斗中被打散的部分起义军战士,则就地隐蔽,成了这一带山区的红色火种。
1943年“南委事件”的爆发,使众多党的基层组织面临被国民党特务搜捕的危险,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将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疏散隐蔽。地属三不管地界上的大麻镇中兰村再次成为革命力量的庇护点。奶奶就读过的中兰村小学一时间汇入了不少以教书为职业掩护的共产党员。地下党员们以学校为基地,进行各种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的宣传发动工作。在此期间不少进步师生包括奶奶,接受了党的阶级斗争理念,为追求民族解放,决意投身革命,义无反顾地离家上山。在地下大埔县委刘健特派员的接应下,他们到了福建省平和山区入伍,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韩江纵队第九支队。奶奶说,那天走的时候,她的母亲还卧病在榻,奶奶担心家人会受牵连,所以没有留下书信,也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后来听村里人说她的母亲以为她被人拐卖了,眼睛都哭瞎了。奶奶说,当年投身革命的人都这样,为了赶走侵略者、打倒反动派,都能舍家舍业不顾一切地去上山入伍。
18岁投笔从戎的奶奶一开始被安排在支队修械所,负责修理枪支、制作弹药的任务。入伍后她为自己重新取名叫“戴敏”,名字取义自《论语》中“君子讷于言,敏于行”,意为要少说、要勤力。正是这种行事作风受到当时的修械所所长、曾经为汕头地下党秘密情报交通员、我爷爷杜鹰扬的赏识,几个月后在他调任中共饶诏埔丰边区县委组织部长时,把善“讷于言”的奶奶也调至县委机关担任机要交通员,负责从大埔到丰顺一路交通站的情报传递工作。说到这,奶奶对我指出,“讷于言”说的就是“严守机密,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说”,“敏于行”则是指“完成任务不但是靠勇敢,不怕死,还要十分细心机警,对临近的危险嗅觉要灵敏,及早预防”。
在革命战争时期,粤东红色区域有一条中央红色交通线连接中央苏区,这条由沪港汕饶埔至永定瑞金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曾护送过200多名我党军政要人到达中央苏区,大埔就是该线路重要站点之一。奶奶身为大埔人,有着天然语言优势,所以往大埔的情报传递也自然由他们几位土生土长的本地交通员负责,当时交通员传递的不单是情报,有时还转送武器弹药。每天从大埔到丰顺要花十多个小时,走几十里山路,光是要沿途经过几个伪军警哨口,接受盘问和搜查就够让人悬心的。每逢出任务时要先乔装成当地村妇,把情报卷成细卷藏入斗笠、发髻内或缝在衣服里,转运的武器弹药放在沉重的柴草内或装着番薯、干粮的篮子里,任何一处伪装瑕疵,任何一丝慌乱神情都会导致身份暴露、任务夭折。在这条交通线上牺牲过很多位同志,但后来人仍前仆后继。
在大埔地区有几个村民家是他们情报联络点和秘密交通站,由此传送机要经过埔丰边界一处叫石壁下的村子,这村子多次往返和留宿都从无出过事故。因为村里群众基础好,觉悟高,反动分子不敢出头。奶奶像往常一样留宿在“干娘”家里。傍晚,她经过一个地主面前,发现对方眼神不对劲,随即作出撤到山上的决定。没过多久,石壁下村被几十名反动军警包围、搜捕,一直到天亮一无所获。为了泄愤,伪军警抓走了三名村干部,拷问关押了半年后才释放,其中一人在狱中已经牺牲。其实他们也知道奶奶在村外野地藏匿位置,但仍宁死不说,他们深知保住奶奶就是保住了机密。奶奶说,合格的机要人员把机密看得比命还重要。作为机要人员,一事当前,不仅要先公后私,更要树立毫不利己,毫无私心的理念,这是一种革命自觉性。
1948年奶奶在凤凰山游击区与爷爷结了婚,后来因为怀了父亲不能继续跑交通,组织上便安排她在《自由韩江报》报社工作。该报是当时地下“中共韩东地委”的机关报。1949年7月生下我父亲后,报社经常遭遇快要覆灭的蒋家胡琏兵团进山围剿。这是黎明前的一抹黑暗时光。当时身为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四支队第十一团政委的爷爷带着部队在外线作战,身处游击区纵深的奶奶却要抱着襁褓中的父亲整天潜伏在草丛中躲避搜山烧杀的敌兵,能做的事是抓一把沙土,如果敌兵搜索过来而逢婴儿要哭,便要用沙土捂住婴儿口鼻,不使发出声响暴露潜伏的其他人。说来也是父亲命大,从未在敌兵近身时啼哭。最危险的是有一次为了躲避搜山,奶奶把父亲藏于窑洞后随队伍远撤,在敌兵走后返回来找孩子时,发现孩子已被几条山狗拖至洞外,所幸当时及时把山狗吓走,父亲才生命无碍。后来,为了不影响报社任务,奶奶还是忍痛将父亲送给山民收养,直至汕头解放后,才由组织出面将我父亲收回到奶奶身边。
1949年10月24日,汕头解放,爷爷、奶奶随解放大军一起进驻汕头。解放之初成立了军管会,继而成立了人民政府。爷爷作为军管会的军事代表接管了汕头市伪警察局崎碌分局,成立了汕头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五分局并担任了分局长,同时兼任市局执行科科长,我奶奶担任市局机要秘书。此时,他们并没有时间去欢庆汕头市解放的好日子的到来,而是投入了紧张的建设人民公安、保卫土改运动、开展清匪反霸和严厉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公安工作中。
1952年初,市政府决定将汕头原伪警察局石炮台监狱改造为看守所。因石炮台建筑构造十分坚硬,需要用烈性炸药,但当时并没有烈性炸药可用,只能自制。所以爷爷力排众议,决定由他自己一个人承担制作烈性炸药的危险任务。 6月16日那天上午,爷爷在家吃完早餐后,平静地对着奶奶说:“今天我去执行任务,说不定就回不来了。”奶奶却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也没有怎么在意,只是笑着对爷爷说:“早点回来。”。9时许,爷爷作了人员安全部署后,便独自进入炮台外一间小房间内制作烈性炸药,一个小时后,突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屋顶被剧烈的爆炸全部掀开,冲出了一道十几米高的浓黑烟柱。说到这里,奶奶含着泪水说,那天早上,她心里闪过了一阵很不好的感觉,后来得知爷爷牺牲的消息后,发呆了很久,却没有流泪,只是不断回忆起和爷爷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片段。那一年,我爷爷30岁,我奶奶25岁。
带着对爷爷的思念和对党庄严承诺,作为奶奶强忍失去爷爷的悲痛,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以其经过战争考验的革命意志和机要人员素质,坚强地战斗在市公安局党委组织委员和局长机要秘书的岗位上。当时市局的机要文件都要经她的手严格处理,从来没有出现一件机要文件被遗漏和秘密泄露。直至现在,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包括我父亲他们说起过一件当年公安工作秘密的事。奶奶对我说,作为机要员,就要保守党的秘密,她也不知道如今哪些秘密已经解密,所以要守一辈子的秘密,将这些秘密以后带进黄土里,这是对党的承诺,也是对爷爷的承诺,爷爷当年就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领誓人。
聊了三个多小时,我能真实地感觉到自己身临其境地走了一遍他们的那段红色历程,听完我能感到血液里流淌的是他们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历史,我的身上有着他们的红色基因,我肩上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工作职责更加艰巨而光荣。由此及彼,我想到我们党的斗争、成长历程,哪一处步伐不是奶奶他们这些老革命家革命历程的千万倍放大,哪一处经验教训不是千万份流血牺牲绽放的花。党的伟大,在于几千万共产党员愿意为她出生入死,英勇战斗,抛弃一己,奉献年华;党的伟大,在于她不管遇上什么艰难险阻,最后总能校准航向,胜利向前。“对党忠诚、立场坚定、严守机密、遵守纪律、精研业务、无私奉献”这二十四字精神和革命传统将从老一辈革命家的手中传递到我们新一代从事保密工作的人的手上,继续发扬光大。
举世瞩目的十九大虽然已经闭幕,但是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告诉我们要重温历史,重温信念,传承革命传统,以党的十九大精神领航中国的新时代,在这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相信党的十九大将会带来中国更加辉煌的未来。
(杜鹰扬烈士和戴敏同志合影,拍摄于1950年,汕头市刚刚解放,部队入城,成立汕头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本文主人公戴敏同志,拍摄于1950年冬,汕头市)
(第一排左起第二位为杜鹰扬烈士,第二排右起第一位为戴敏同志,手中小孩为我父亲杜凤生)
(墓碑为杜鹰扬烈士墓碑,拍摄于1962年,汕头市)